轉貼自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
黃土與中央集權
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 0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匯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內夾帶著5％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孫河夏季裡可能高至 12％，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46％的紀錄。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於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氾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所以中國的團結出於自然力量的驅使。
《春秋》中有一段記載，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齊侯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谷米的流通。這「葵丘之盟」在約350年後經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系。孟子所說天下之「定於一」，也就是只有一統，才有安定。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歷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慮。中國地區的降雨量極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現於夏季3個月內，在此時期風向改變。並且中國的季節風所帶來之雨與旋風有關，從菲律賓海吹來含著濕氣的熱風需要由西向東及東北之低壓圈將之升高才能冷凝為雨。於是以百萬千萬計之眾生常因這兩種變數之適時遭遇與否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的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雷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們一再的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乾旱。前人缺乏這種氣象的知識，只在歷史書裡提及六歲必有災荒，12年必有大饑謹。其實在1911年民國成立前之2117年內，共有水災1621次和旱災1392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亦即無間斷的平均每年有災荒1.392次。
在《春秋》裡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孟子》書中提到饑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裡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國的國君因為他的轄地跨黃河兩岸，曾告訴亞聖當災荒嚴重時他須命令大批人民渡河遷地就食。在這時候魯國已擴充其疆域5倍，齊國已擴充其疆域1 0倍。不難想像，當日各大國要較小國家佔有顯明的優勢。它們所控制的資源能夠在賑災時發生確切的功效，所以在吞併的戰爭中也得到廣泛的支持。當諸侯為了好大喜功而作戰的時候，一般民眾則隨之爭取生存。如是的競爭只有像螺旋式的使兩種因素的加入越來越多、越大。
農業與遊牧
此外另有一種氣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權的發展。雖說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極大，但是全中國的平均雨量卻有定型。這現象不難解釋，帶著濕氣的熱風，愈吹入內地，被蒸發的程度也愈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減少了空中的濕氣。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謂「15英吋等雨線」。這線從中國東北向西南，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則使青海與西藏和中國本部分隔。這等雨線之東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吋的雨量是常態，符合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說，「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線之西及北，他則說：「幾千英里內人類全然不事農桑，他們不直接的倚賴土地上的植物為生，而在他們自己及植物之間加入一種機械作用。」這也就是巧妙地說出這群人為遊牧民族，他們與牲口來往於乾燥的地區，讓牛羊自覓水草。牧人的生計不能轉變為種稻人的生計。
中國的農民和塞外的牧人連亙了兩千年的鬥爭紀錄，回顧起來，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氣候不利的時候，馬背上的剽竊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襲取種田人，後者通常有半年的積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擴大為戰事，防守者則企圖報復，有時也全面出擊以圖先發制人。
在時間上講，亞述人的壁畫在公元前9世紀即描畫著騎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為一種部落習慣和隨著而來的騎兵戰術則出現較遲，並且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傳及東亞。到公元前3世紀遊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這時已有將北方幾個小國家所築土壁結合起來構成一座相連的城塞之必要，這項工程終使秦始皇在歷史上名傳千古。所以這種局勢的展開也指出中國即使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全國的國防線大致與15英吋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不僅為無數戰士留下了辛酸的記憶，也是中國婦女流淚的淵藪。總之它在地理上構成第三個因素，注定著中國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必須置身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統一隻50年，他已經和法家一樣，贊成中國需要一個中央的權威。只不過始皇以殘暴的力量完成帝國的統一，而亞聖還在以好意勸說，著重道德上的移風易俗。在歷史上他們所掌握的是同一類的問題。在近距離之內，孟子好像失敗，當他勸說戰國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時，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認識。井田制度早被放棄，世襲的卿大夫階級已為官僚所替代。因為國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屬下地區，他們可以直接向人民課稅，也將他們征發為兵，數以萬千計。而且這種競爭風氣更受商業的影響。當時所謂商業仍在嬰兒時代，只是因為有好幾位特殊人物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才使之活躍而顯著。這樣的環境已不復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場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儀禮及惻隱之心對付。實際上，吞併的戰爭仍繼續進行，以至最後只有一個勝利者。
